金沙吟龍奔東海
時代學者著華章
——談談余嘉華先生的
滇文化研究成就（下）
何 侃（昆明市）
其他方面的研究亦建樹頗多
1.云南古籍史料的收集、古滇歷史文化著作的篩選、整理，均填補了云南歷代文化作品上的空白。1986年到2002年，余先生與楊開達共同補充編輯、點評的《擔當詩文全集》，收錄了當時所見的擔當全部詩、文、聯(lián)，是300年來第一部完整的擔當文集。1997年到2001年，他和鄉(xiāng)友共同收集資料并輯校、出版了《李群杰文集》。同期參加《永昌府文征·詩征》點校，負責完成詩征第一冊1卷至6卷。2005年，他與張培明合作校注清代白族詩人李于陽的詩歌，收入《歷代白族作家叢書·李于陽卷》。他主編的《范義田文集》在2006年出版，這是一部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和學術(shù)價值的著作。2007年，他主編、出版的《錢南園詩文集校注》是錢南園詩文的第一個注釋本，亦是迄今為止收錄錢南園詩文及有關(guān)資料最為齊全的本子。2010年，他點校的方樹梅《筆記二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就最大者，是由他歷時近20年參與策劃并主編的《云南歷代文選》（含詩詞、散文、碑刻、游記、辭賦、傳記、文論7卷）在2014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這部具有歷史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的云南歷代文選讀本，是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文獻典籍中精選出的漢代到清末云南各種文體的精品力作，選擇標準是思想深刻，語言優(yōu)美、主題重大、意義非凡?！对颇蠚v代文選》是云南歷史上首部系統(tǒng)選編、注釋的云南古代文學作品選集，填補了云南歷史上沒有文選的空白。2005年到2009年，他參與了云南文史研究館組織的《云南叢書》搶救整理工作；2012年，他和張文勛教授承接《云南叢書》，編纂《云南叢書續(xù)編》。作為四人小組成員之一，他參與了省內(nèi)外調(diào)研、前期選書工作，后來負責語言文學藝術(shù)及教育部分，盡職盡責地做出了貢獻。目前已編成150冊，2021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這兩套書為云南文化的重要基礎工程，豐富了中華文化寶庫。2.對納西學的研究雖涉足不多，但亦進行了納西族歷史文化、文學、地域文化等結(jié)合現(xiàn)實狀況的研究，皆可謂自成一家之言。2013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余嘉華納西學論集》，收錄了他數(shù)十年的納西文化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納西族古代文化、文人文學的深層探索，亦不乏評析現(xiàn)代、當代納西族作家、藝術(shù)家的篇章。例如，《明代納西族文化的奇葩——麗江木氏土司著作》《雪山文脈傳千古——兼談土司文化的評價》《納西族畫家周霖》《雪山高志、玉水清音——納西族女作家趙銀棠及其作品》《詩筆寫邊疆——讀納西族作家楊世光的散文》等，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納西學的內(nèi)容。余先生對納西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我以為集中體現(xiàn)在《史料的核實辨析與正確使用——〈迪慶藏族社會史〉中的一個問題》之中。針對“在研究木氏土司的過程中，輾轉(zhuǎn)抄引資料而不去核實，以致以訛傳訛者不少，歪曲原意為己所用者，也大有人在”的情況，余先生在該專論中逐條提出某知名教授的專著《迪慶藏族社會史》中，關(guān)于滇西北歷史、木氏土司、木土司與朝廷關(guān)系部分對史料斷章取義、為我所用，或武斷臆想、歪曲歷史的謬誤，認真梳理歷朝歷代方方面面的相關(guān)史料，聯(lián)系歷史進行客觀分析，通過實事求是的辨析闡釋糾正了許多明顯錯誤，還歷史真實面目。專論明確指出，“在《迪慶藏族社會史》一書中，對有關(guān)木氏土司的史料應用是不夠嚴謹?shù)?，缺乏一位學者應有的科學態(tài)度。他對史料的曲解甚為典型。建立學術(shù)大廈的‘磚瓦’如此偽劣，那這樣的‘學術(shù)’大廈豈能穩(wěn)固？”
虎跳峽風光。
3.對云南現(xiàn)代史的研究，余先生亦有貢獻，尤以聞一多研究、“一二·一”學生運動研究為代表。本著“學術(shù)研究和資料整理是地方民族文化建設的兩項重要工作。資料是基礎，研究是發(fā)掘其價值、闡明其地位，二者相輔相成”的認識，余先生做了許多工作，其中，《聞一多在昆明的故事》在1980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集、整理聞一多先生在昆明的30多個生活片段，以展示詩人、學者、戰(zhàn)士聞一多的思想風采和精神風貌。1978年到1981年，參加《“一二·一”運動史料匯編》（1集—5集）、《“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上、下）的資料收集整理工作。后者由云南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另外，他還撰寫了《“一二·一”運動概況》一書。4.促進云南旅游文化建設，努力做到創(chuàng)新創(chuàng)意和務實有用并舉。余先生主編的《云南風物志》首開大散文書寫范式?！对颇巷L物志》是《中國風物志》叢書的一種。它以風景名勝山川風物為主線，兼及歷史文化、民族風情等；條目的選擇及寫作，盡量突出地方民族特色，既有歷史的縱深感，又有現(xiàn)實的光輝。它以清新之筆敘滇云湖山之勝、寫風土人情之美，既是具有文獻性和鮮明地方特色的新型地方志，又是旅者游滇知滇的良師益友。以散文筆調(diào)寫獨特之新志書，別開生面，堪為樣本?！对颇巷L物志》在近30多年間重印9次，發(fā)行73000冊，流傳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實為少見。
1998年到1999年，他參與《云南先賢碑廊》策劃并主撰碑文和序，立碑80方，上為先賢像，下為碑主傳。1999年到2002年，參加《昆明園林志》編寫，負責編寫“概況”及選編園林藝文，約30萬字。其中，園林藝文部分共收入詩、聯(lián)、碑刻、游記、文章千余件，系統(tǒng)、全面地展示了昆明園林的文化內(nèi)涵?！独ッ鲌@林志》在200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余先生對云南文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本文僅擇其要而概述之，還有諸多內(nèi)容有待進一步學習研究。時代學者著華章
余嘉華先生是地道的“時代學者”。一方面，他這個貧苦農(nóng)家的子弟碰上了建立新中國的好時代，時代成全、培育、造就了他；另一方面，無論教書育人還是科學研究，他都知恩圖報、竭盡所能地努力奮斗，在這個嶄新的時代創(chuàng)造佳績，努力為這個時代提供向前邁進的動力源，努力為這個時代的祖國和人民服務。他碰上了好時代，是時代培育了他：新中國成立后，邊遠地區(qū)的窮孩子也有學上，新的教育制度確保他們能夠上完學。10歲左右，他的家鄉(xiāng)玉龍縣巨甸鎮(zhèn)迎來解放。新中國成立后，金沙江畔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打倒地主、富農(nóng)后，貧雇農(nóng)有了自己的土地，翻身當家做了主人。在五星紅旗照耀下，他這個邊遠貧困山區(qū)的農(nóng)家兒子才有了翻身之后接受更高層級教育的權(quán)利和條件，在新中國的懷抱里茁壯成長。盡管后來的歲月經(jīng)歷了諸多政治運動，但在他的大半輩子里，社會總體安寧、平穩(wěn)、和諧、發(fā)展，整體走向繁榮昌盛的趨勢未變，充滿活力。一個出身于舊社會的貧困農(nóng)家的山里人，被新中國培育數(shù)十年后成了國家棟梁之材。碰到這樣的好時代是何等幸運的事情。
早春。
據(jù)他回憶，1952年秋天，從巨甸完小高小畢業(yè)的他，因家庭困難回家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勞動，無能力赴麗江參加升學考試。劉秉坤校長和白光教導主任專程到他家家訪，得知其父因經(jīng)濟困難而沒有讓他去參加中考時，劉校長對其父說：“你家娃娃成績這么好，不讓他去考太可惜了?，F(xiàn)在有人民助學金，困難同學可以申請。這樣吧，如果他考上后申請不到助學金，我們愿意每人每月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資供他讀書，直到畢業(yè)?！庇嘞壬母赣H聽后熱淚盈眶，籌錢讓他赴麗江中考。他考上麗江一中，申請到人民助學金，靠人民助學金讀完了初中。一個農(nóng)村放牛娃意外考進中學讀完初中，這是新時代帶給他的第一次人生轉(zhuǎn)折。初中畢業(yè)后，他考進完全由國家提供學費、生活費、可申請人民助學金的麗江師范學校。1958年夏天，班主任江朝源老師到今玉龍縣黃山街道，喊正在支農(nóng)的他和另一位同學進城體檢。體檢合格后，江老師拿出兩張表格說：“上級有文件，可以保送2％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升學。學校決定讓你們?nèi)ダッ鲙煼秾W院學習。你們愿意學哪一科，現(xiàn)在就填一下表?！?958年9月7日，他來到昆明師范學院報到。原本畢業(yè)后要到邊疆當小學老師的他，現(xiàn)在意外地跨進了高等學府的大門，這是新時代帶給他的第二次人生轉(zhuǎn)折。1962年秋，大學畢業(yè)后他被意外留校工作，分配到文藝理論教研室做助教，成為高校教師隊伍的一員，走上了高校教學與科研的道路。這是新時代帶給他的第三次人生轉(zhuǎn)折。在五星紅旗照耀下，新中國的教育制度使千千萬萬的窮人改變了命運，讓他們成為祖國和民族的脊梁。余嘉華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1978年后，改革開放為學術(shù)研究提供了良好條件。余先生回憶：“1979年讀到孫犁先生的一篇創(chuàng)作談，講到創(chuàng)作固然要跟隨時代的大潮，但又不宜與現(xiàn)實某運動貼得太緊，要注意發(fā)掘人物的人性美、人情美，才會流傳久遠、耐看。這對我有所觸動，覺得搞學術(shù)研究也是如此?！庇纱?，他想起方國瑜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提醒他關(guān)注云南歷史文化的建議，并從研究大觀樓長聯(lián)開始研究云南文化。其后，隨著云南推進旅游產(chǎn)業(yè)建設、建設民族文化大省、建設民族文化強省，隨著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不斷解放思想，打破種種束縛，研究借鑒一切有益于人類社會健康發(fā)展的文化和文明，余先生響應時代呼喚，從故紙堆里披沙揀金，為新時代提供養(yǎng)分，立新時代所需要的新論斷。
葦叢。
余先生時時不忘新時代的養(yǎng)育之恩，一輩子努力回報時代、回報祖國、回報人民。他說：“青少年時期的學農(nóng)活動使我終身受益……也使我與中國最大的群體——農(nóng)民在感情上產(chǎn)生了一種內(nèi)在聯(lián)系。在遇到問題時，常會從他們的根本利益著眼去思考；在學術(shù)文化活動中，長期采用平民視角。農(nóng)民勤勞簡樸、堅韌不拔的美德，在我身上潛移默化，終生給我滋養(yǎng)。”新時代學校和老師們愛才、惜才、秉公辦事的精神，令他終生難忘。所以，在以后數(shù)十年教學科研生涯中，他繼承和發(fā)揚這種精神，對學生在學習、生活、寫作上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編寫《云南風物志》使余先生的視野由文學逐漸走向文化，“云南文化豐富多彩，但過去鮮為人知，在全國文化史上缺乏應有的地位。我愿意為改變這一狀況略盡微力?！彼?，他不畏艱難地走上了古滇文化研究之路，邊研究邊率先在高校開設云南文化史課程。在云南建設民族文化大省、民族文化強省的路上，余先生的研究不是人云亦云地一味唱贊歌，而是找到新問題、突破舊觀念、得出新論斷、提供新能量。他曾作過回顧：“在民族文化研究中，我感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由于大漢族思想及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的土司制度及土司得不到公允的評價，影響了人們對民族歷史及文化的全面認識。于是，我與余海波合作撰寫了《木氏土司與麗江》一書，以麗江木氏土司為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給土司制度及土司一定的歷史地位，這對全面認識納西族史乃至中國少數(shù)民族史都會有所助益。”以此觀照和類推，不難發(fā)現(xiàn)，余先生的大多數(shù)滇文化研究都是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促進云南文化發(fā)展繁榮的力作。他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建設新文化，感恩圖報新時代的成全、培育、造就之恩。時代潮流滾滾向前，如何順應潮流而又不被俱下的泥沙所裹挾？這是每個時代之子必將面臨的人生課題。余先生以其大半生所作所為給出的答案是：將個人的命運自覺匯入時代旋律，將人生價值與時代的主流同頻，把個人的奮斗與祖國和人民之所需共振，就能“金沙吟龍奔東海，時代學者著華章”。這是他給予我們的寶貴財富。（全文完） 【法律聲明】除非本單位（麗江市融媒體中心）主動推送或發(fā)表至第三方網(wǎng)站或平臺，任何第三方網(wǎng)站或平臺不得轉(zhuǎn)載麗江融媒App及LIJIANG.CN和LIJIANGTV.COM主域名及子域名下之任何內(nèi)容，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