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仲鴻與第一部

東巴象形文字字典

牛相奎（古城區(qū)）

著名古文字學家董作賓先生在1944年為李霖燦先生編纂的《麼些象形文字典》所作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開始注意到麼些象形文字，到現(xiàn)在已是十年了。民國二十三年春天，我在北海公園的親蠶宮，方國瑜先生跑來看我，他說到劉半農(nóng)先生曾托他向麗江收集麼些象形文字，他花了不少工夫，輯錄了許多字，采購許多經(jīng)書，可惜半農(nóng)先生已不及見了。接著，方國瑜先生就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從趙元任、李方桂先生治音韻學，并著手編纂麼些文字典。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的秋天，我在南京又看到了楊仲鴻先生所編《麼些哥巴字及哥巴文漢譯字典》的稿本。從他的自序中，知道字典作于民國二十年（按：應為二十二年，即1933年），又知道一些外國人也在研究這種文字。楊先生的這本字典，分麼些象形文字為十八類：數(shù)、天文、地理、時令、鳥獸、昆蟲、植物、人、身體、服飾、用具、水、火、佛、鬼、怪、龍、雜。每字3列，左多（東）巴字，中哥巴字，右漢譯字義并有注音。在楊氏之前，有法國人巴古氏（J bocot）《麼些》（Lesmo－so）一書中，附有字典，書刊于民國二年（1913年）。國人于麼些文字成一有系統(tǒng)之作，當首推楊氏，當然，他的字典，采錄編纂未能美備，而他的創(chuàng)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時隔15年，董作賓先生在《從麼些文看甲骨文》一文中，又再一次提到楊仲鴻先生的名字，并說：“第一部字典（麼些文）的編輯，自然是楊仲鴻。”

從上述文字中，我們知道，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楊仲鴻先生就致力于納西族東巴文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編纂了第一部納西族象形文字及標音文字字典。雖然他的這部字典沒有付印，其他的一些譯述也未能問世，但是，在納西族東巴文化研究領域里，楊仲鴻先生無疑是開拓者之一。

然而，楊仲鴻先生的情況卻鮮為人知，在近年來介紹東巴文化研究成果的一些文章里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情。

“文革”以后，筆者曾多次到昆明看望楊仲鴻先生。這時，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精神矍鑠、性格開朗、熱情健談，還在興致勃勃地為省文史館收集、整理資料，并撰寫回憶文章。

1983年，楊仲鴻先生在昆明去世后，筆者又從他的家人和親友口中了解到許多情況，還閱讀了他寫的自傳和一些手稿?，F(xiàn)將楊仲鴻先生的生平和他早年研究東巴象形文字的情況略述于下，以供熱心納西族東巴文化的同仁參考。

1903年5月5日，楊仲鴻出生在麗江古城一個納西族書香家庭。他因父親在家設塾任教，從6歲到12歲均在家隨父親讀詩書策論以開蒙。

三江口風光。

13歲時，楊仲鴻考入麗江縣高等小學堂，16歲考入麗江六屬聯(lián)合中學。麗江六屬聯(lián)合中學由前麗江府中學改設，創(chuàng)建于1905年，是全省最早設立的中學之一。楊仲鴻剛入校時，校長由省立第七師范學校校長周冠南先生兼任。周冠南是納西族“四舉”之一、著名教育家、詩人周蘭坪之子，畢業(yè)于日本帝國大學，他對啟發(fā)學生的科學思想、革命思想頗為熱心。楊仲鴻讀到第四學期時，從北京回來的解福蔭先生接任校長。解福蔭校長不但重視學生的課堂學習，還特別重視學生的課余生活，提倡學生在課余進行演講、討論，討論的題材多來自《新青年》中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主張和言論。這極大地開闊了生活在西南邊陲的少數(shù)民族青年學生的眼界。

20歲時，楊仲鴻中學畢業(yè)，因家庭生活的原因不能繼續(xù)升學，家里也希望他謀求職業(yè)以濟困難。但由于他成績優(yōu)異，母校已同意他留校供職。然而，渴求知識的他為了充實自己、增長才干，毅然離家出走，隨身僅帶5元銀圓作路費，徒步跋涉20天到達省城昆明。正值云南省二部師范招生，經(jīng)報考錄取后，即入校學習。在校期間，他除努力學習功課外，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省會學生總聯(lián)合會改選時，他與學生楊春蘭、胡占一被選為德育部長。師范畢業(yè)后，受成德中學之聘任該校圖書館主任。

翌年，正值昆明市征考小學教師，楊仲鴻前往應試?？既『蟊晃蔀槭×⒌谖逍W教務兼正教員，并兼任第六小學校主任。以后，又歷任省、市中小學教師、主任、校長，及市立圖書館館長、督學、主任等職，還從事過工業(yè)。

楊仲鴻從小受漢文化教育，對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并不十分了解。他開始注意東巴文化，是因為受到一些研究納西文化的外國人的啟發(fā)。

楊仲鴻在1929年看到上?！缎侣剤蟆飞峡堑囊黄}為《木里王國》的文章，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他不同意文章中對木里的一些描寫，便寫了一篇批評文章寄給該報。

1933年農(nóng)歷二月初八，在昆明的麗江納西族同鄉(xiāng)舉行一年一度的“二月八”聚會。當天，有幾個以前沒有見過面的納西族同鄉(xiāng)也來參加。交談中，楊仲鴻得知有些外國人從麗江收集了大批東巴經(jīng)書運到國外，還組織一些納西族東巴到國外表演東巴儀式“海拉里肯”（祭風道場），并拍成了電影，博得國外許多知名人士和學術團體的贊賞。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外國人對納西族的東巴儀式、東巴經(jīng)書產(chǎn)生如此強烈的興趣呢？楊仲鴻一直思索著這個問題。不久，他結識了和華亭先生，開始對納西族的傳統(tǒng)文化有了較多的認識，同時了解到一些外國人研究東巴經(jīng)書的情況。

知道這些情況后，楊仲鴻為自己是納西人卻不知道納西族有這么多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而羞愧。他想，外國人都在研究納西文化，把東巴經(jīng)書成箱成馱地運到國外，為什么我們就不能自己動手進行收集、整理、研究呢？由此，他產(chǎn)生了認真學習、研究東巴象形文字的念頭。他的想法得到和華亭的支持，表示愿意盡力幫助他。

1933年7月到12月，楊仲鴻把和華亭請到家里教授東巴象形文字。和華亭幫他借來40余種比較重要的東巴經(jīng)書，由在小學任教的楊仲鴻的妻子伍蘭英照著一筆一畫地抄寫下來，以作學習、研究和翻譯之用。每個星期天，和華亭還帶楊仲鴻去瀏覽一些自己整理編目的東巴經(jīng)書，使他對東巴經(jīng)書的類目、版本、內容等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

身為小學校長，楊仲鴻的大部分時間在學校里度過，只有在晚上與假日才能專心學習和研究東巴文字，而和華亭也不可能長期住在他家里指導他、幫助他。他深感時間的寶貴，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經(jīng)過半年多的努力，楊仲鴻終于編纂成一部收錄有1000多個東巴象形文字的《麼些多巴字及哥巴字漢譯字典》、翻譯了10余種東巴經(jīng)書，還把和華亭用東巴象形文字書寫的日記翻譯成漢文。這些書稿是他與和華亭真誠合作、辛勤勞動的成果，同時也凝結著伍蘭英女士的一份心血。

奔流不息。

1935年，楊仲鴻被派往江、浙、閩、粵考察義務教育。在南京時，他的表兄李耀商（字東明，麗江古城人）看了他編纂的東巴象形文字字典和其他東巴經(jīng)書的譯稿后，建議送交有關學術研究機構審批出版。李耀商還陪同楊仲鴻去找他在日本東京大學讀書時的同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雷震。幾天后，雷震告訴他，東巴象形文字字典及東巴經(jīng)書譯稿已送交“中央研究院”，要他在院方聯(lián)系時就有關問題作進一步闡述。

楊仲鴻回到昆明后，心里一直惦記著他的東巴象形文字字典。他知道這部字典在分類、注音等方面還有缺陷，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所以，他想在收到“中央研究院”的回信后再作一次認真的修改、校訂工作。為此，他日等夜盼“中央研究院”的回信，但時間一天天過去，卻毫無回響。這對他無疑是沉重的打擊。由于沒有留底稿，和華亭也離開了昆明，東巴象形文字字典已無法重新整理、編輯。他曾考慮過回麗江收集資料，再次編纂東巴象形文字字典，但因生計關系一直未能成行。

在楊仲鴻先生晚年寫的一份手稿里，說他一生有兩件憾事。一是，1932年秋天，一位外國人打算把在玉龍雪山一帶采集的50大件植物標本馱運到昆明，之后運往美國。楊仲鴻知道此事后，便去找時任云南省實業(yè)廳廳長謬云臺，說這些植物標本是我們國家的資源，建議截留一部分，組織專人進行研究，發(fā)展我國的林業(yè)和園藝植物?？娫婆_采納了他的建議，派專人去交涉，結果留下來10大件植物標本。不久，實業(yè)廳歸并建設廳，這些標本也移交到建設廳，但直到新中國成立前也沒有人整理、應用過它，任其蟲蛀鼠咬后變成一堆廢物。二是，他為編纂東巴象形文字字典付出了大量心血，唯一的愿望是通過這部字典引起我國學者對納西族東巴文化的重視和研究。他還說，納西族有不少的人才，希望有人來收集、整理、研究本民族的文化（當時，他還不知道方國瑜先生已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他滿懷希望地把東巴象形文字字典和東巴經(jīng)書譯稿送交給“中央研究院”后，本想得到支持和幫助，帶給他的卻是痛心和失望。為此，他感嘆：“在舊中國，要想做成一件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事是多么困難啊?！?/span>

1982年3月，在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學研究所工作的麗江同鄉(xiāng)郭大烈，將董作賓先生在《麼些象形文字典序》中談到楊仲鴻及《麼些多巴文及哥巴文漢譯字典》中的一段文字抄錄給楊仲鴻。楊仲鴻讀后心情十分激動，重新鼓起整理、研究東巴文化的勁頭。他翻箱倒柜地將塵封40余年的資料全部清理出來，日夜伏案工作，把晚年的余熱燃燒在弘揚納西族優(yōu)秀文化的工作中。這時，楊仲鴻先生已80歲。

病魔纏身的楊仲鴻先生于1983年1月3日在昆明逝世。

楊仲鴻先生留下了一部1300余行的長詩《人生的途程》、文稿《從和華亭的日記看納西古文獻》，以及其他一些手稿，均系晚年所作。

從楊仲鴻先生寫的序言中，我們可以知道，長詩《人生的途程》是根據(jù)東巴經(jīng)書《撮日仲魯日仲》翻譯、整理而成的，其中的有些段落與《魯般魯饒》相同。筆者為此訪問過幾位曾在麗江市東巴文化研究院工作的老東巴，但他們都說不知道有這么一本經(jīng)書。然而，在楊仲鴻的一份遺稿里，抄錄了部分東巴經(jīng)書目錄，其中就有《撮日仲魯日仲》，并記有該書的東巴象形文字書名。這部長詩主要敘述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和社會發(fā)展過程，文字較為生動。

《從和華亭的日記看納西族古文獻》一文中，收錄了和華亭用東巴文字寫的兩則日記，楊仲鴻先生將它用漢字音譯和意譯。從這篇文章里，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外學者收集、整理、研究東巴經(jīng)書的情況，特別是東巴教在麗江各地的活動及東巴經(jīng)書的分布情況。這是研究納西族東巴文化的一份珍貴資料。